裕祺是个蒙古人，捐纳出身，在海州分司做了八年的运判。此人完全置国法于不顾，凡能谋财之路，他一条都不放过，仅仅八年，便在海州盐务中捞取了六七十万两银子。裕祺有一绝招，为其他盐官所不及。每年开春时，他便借引商之口，以滞销为由，压低食盐收购价，弄得池商惶惶不安，只得大家一起凑集三四万两银子给他，千求万求，他才再出一张告示，借池商之口，以怜恤灶丁为由，将盐价恢复过来。就这样前后两张告示，几万两银子便入了他的腰包。引商、池商无不对他恨之入骨。他是科尔沁左翼后旗人，与僧格林沁有点瓜葛关系，便自称僧王是他的表哥。僧王是当今皇上的表叔，既是他的表哥，那他岂不也是皇上的表叔？商人们虽不清楚他的底细，见他说得有根有叶，哪个不怕他三分！便都乖乖地听任他的盘剥。
今年他故伎重演。池商们早已做好准备，凑了三万两银子给他，他不收，无奈又加一万，他仍不收。原来，裕祺看中了一个池商以八千两银子从南洋带回来的一串真琪楠朝珠。这挂朝珠以碧犀翡翠为配件，腻软如泥，润不留手，香闻半里之外。裕祺的仆人将这个消息透露后，池商们只好又凑集八千两银子买下这串朝珠送给他。他这才贴出第二张告示：盐价照旧。
曾国藩想，裕祺贪婪如虎，就是杀头亦不过分，先惩办他不会错；大不了他真的是僧格林沁的什么亲戚，抬出僧王来作威胁。曾国藩早就与僧格林沁结下了无名积怨，还正好可借此敲一敲这个自以为不可一世的亲王哩！
曾国藩先派薛福成悄悄地到海州去，将情况查实，要他联络几个池商，以他们的名义写一份状子告上来。海州池商们听说曾大人要整裕祺，个个踊跃，将裕祺的罪行统统揭了出来。年少气盛的薛福成对这个贪官恨不得食肉寝皮，他把平生做文章的本事都拿出来，花了三天三夜，扎扎实实地写了一份状子。曾国藩看了这份状子后，立即派巡捕拿了令牌前去海州，将裕祺拘捕归案。又派彭寿颐暂署海州运判，清查海州分司历年账目，把裕祺贪污数目查清后再抄家。
当彭寿颐和督署巡捕来到海州，宣布两江总督的命令，锁拿裕祺，查封裕公馆时，海州盐场无论引商、池商、灶丁以及附近百姓无不拍手称快。这件事很快传遍两江三省，官场为之一震。
裕祺事先毫无准备，临上路时，把弟弟裕祥叫到一边，暗中吩咐：不惜耗费巨资，也要设法打赢这场官司，万不得已的时候，将他平日所记的另一本账拿出来，进京找僧王府，请僧王出面，与曾国藩见个高低。
裕祺押到江宁后，曾国藩亲自审讯了一次。裕祺不承认他有受贿贪污的事，至于压价复价，原是为了打击池商的嚣张气焰，逼他们出血，而这笔款子全部用在浚通运河、修缮盐场上去了，他并没有贪污。曾国藩不与他争辩，将他暂且拘押起来，等彭寿颐清查后的结果再说。
与此同时，裕祺的弟弟裕祥也在紧张地活动。裕祥首先打点了一包珍宝，来到扬州找都转盐运使司运使忠廉，求他在曾国藩面前说情。
忠廉是裕祺的顶头上司，两人关系非比一般。忠廉是满人，平生最好的是吃。来扬州后，看中了春末夏初扬子江的鲜鲥鱼，常以市场上买的不够鲜美为憾。裕祺于是在江上雇了几个打鱼的老手，专门划着小船在焦山附近急流中张网，船上架一座小火炉，炉上置一只银锅。网上鲥鱼后，就在船上剖杀，然后置于银锅内用温火炖，同时猛划双桨，直奔扬州城。银锅到达都转衙门时，鱼也恰好熟了，香气四溢。裕祺这个马屁正好拍到点子上，忠廉十分欣赏，虽知裕祺为官贪墨，民怨甚大，也不理不睬，任其所为。
当时，忠廉接到裕祥送的礼物，思量着如何为他说情。忠廉心里清楚，裕祺虽贪婪聚敛，但还不是第一号的。两淮盐场共有二十三场，属于淮南者，通州分司辖有九场，泰州分司辖有十一场，海州分司所辖的只有淮北三场。与通州、泰州相比，海州分司辖地最小，能够勒索的对象自然也最少。裕祺曾亲口对他说过这样一桩委屈事——
那年裕祺到通州运判阿克桂处做客。阿克桂摆阔，从裕祺停舟处起到公馆这段路全铺上猩红哈喇呢，长达五里，夹道架设灯棚，夜行不秉烛。公馆雕梁画栋，丽如仙阙。一连三天，天天以山珍海味、歌舞大戏招待。席上，阿克桂问裕祺：“你看我这里还有哪些不如你的意？”裕祺想了很久，找不出瑕疵来，最后鸡蛋里挑刺似的说了两句：“都好，就是花厅地砖纵横数尺，类行宫之物，恐招致非议；另书房外池塘鱼游水清，若再添满塘荷芰则更美。”阿克桂不作声。两个时辰后，再邀裕祺在他公馆内外走一圈。但见花厅全部换成一尺见方的水磨青砖，池塘里满目荷花盛开。裕祺既惊讶不已，又觉得阿克桂太在他面前逞强了。他有一种被奚落感。
现在曾国藩整顿盐务，先不整阿克桂，却拿裕祺来祭旗，他为裕祺抱不平；同时，他压根儿就反对整理盐务，因为整来整去，势必要整到他的头上。不过他也知道，这个前湘军统帅是一个典型的湖南蛮子，要他放弃自己的想法屈从别人，确乎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忠廉在扬州衙门里想了几天后，还是乘船来到了江宁城，他素知曾国藩不受苞苴，故一文钱的礼物也没敢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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