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建军之初，为培植严肃的军纪，曾国藩忍痛杀了金松龄，在自己人的头上，毅然动了第一刀。此事在湘军中引起极其强烈的震动，曾为早期湘军军纪的维护起了重要作用。但同时，曾国藩本人的心灵也很长时期深为不安，后悔自责过多次，并暗地作出决定，这种杀戮不可多用。从那以后，在自己人的面前，他将这把统帅权力之剑深藏若拙了。现在看来，不杀个把高级将领，裁军便会推行不下去，他要临机取决，动用第二次了。
拿谁的头颅来作号令呢？他在心里一个个排了队。反对最烈、闹得最凶的是吉字营的朱洪章、彭毓橘、刘连捷这些人，他们都是第一批冲进金陵城的大功之人，蒙受皇上天恩重赏的英雄，岂有杀他们的道理！霆军功震天下，刀也不能架在鲍超的脖子上。张运兰、萧启江都是复出初期的擎天之柱，且一向忠心耿耿，只有功劳没有过错，杀他们，等于砍自己的手脚。就这样排来排去之后，排出了一个人来，此人就是驻扎在庐州府、至今尚未来禀报的正字营统领韦俊。他觉得韦俊的头颅，是最适宜借来一用了。曾国藩并非完全是为了眼前的急需，实在地说，这些年来，他对韦俊的怀疑、戒备从来没有消除过。
韦俊献池州府投降湘军后，曾国藩把他派到安庆前线，暗地嘱咐曾国荃把他置于与太平军作战的前沿。曾国荃对韦俊是又疑又惧，便把他安排在安庆战场的北部，专用来打太平军援救安庆的部队。一个月前还是天国的左军主将，而现在却对曾经同生死共患难的弟兄举起了屠刀，韦俊的良心受到了沉重的谴责。那一声声“叛徒”“反草恶鬼”的咒骂声，不断从对方的营垒传来，扰得韦俊和他的一班子心腹们神魂不宁、羞愧难忍。终于，血气方刚的韦以德忍不住了，他背着韦俊，联络几个弟兄，愤恨地脱下湘军的衣帽，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骑着快马，扬鞭离开军营，企图西去湖北，再转道回广西老家，却不料被吉字营的哨兵发现了。曾国荃派出一支百人轻骑，将韦以德等人抓了回来。韦以德和他的弟兄们并不隐瞒自己的行径，曾国荃气得要以临阵脱逃的罪名斩首示众，慌得韦俊急忙派人去东流向曾国藩求情。见到大哥的亲笔信后，曾国荃才勉强放了人。
曾国藩洞悉个中缘故。恰好那时寿州练总苗沛霖与在籍办团之员外郎孙家泰构仇，围攻寿州城，他便把正字营调到寿州征讨苗沛霖。四年来，韦俊先是打苗，后来又打捻，虽未大败过，却也只是战功平平，全没有昔日两下武昌、雄踞池州府的气概了。韦以德的出逃，以及整个正字营这几年打仗的劲头，使曾国藩对韦俊更为怀疑。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韦俊，一直心情郁郁；正字营也便成了湘军中装备最差、欠饷最多的后娘崽。韦俊因此对曾国藩不满，接到裁军命令十天了，他仍按兵不动，也没有去江宁禀报。
这天，一封从江宁来的急件递到庐州府军营。韦俊拆开看时，正是曾国藩催他前去禀报，并关照他带上康福送的那副云子，晚上要和他围几局；又说江宁虽有上好的棋子，总不及那副亲切，见它如见康福。曾国藩眷念故人之情使韦俊想起了当年劝他投降的康福。
这些年来，韦俊在湘军中过得并不顺心，他看出曾国藩始终没有真心待过他，表面上还算客气，骨子里却很冷淡。至于湘军其他将官，则连表面上的客气都没有。在军事会议上相遇时，他们都以一种鄙夷的眼光看着他，常常令他尴尬。只有康福例外。康福对他和以德总是很热情，这种热情出自真心，不是做作，康福甚至还专程去寿州看过他。韦俊对康福谈起自己的苦恼，并说程学启在李鸿章那里混得很好。康福说：“如果实在不想在湘军待下去，我可以跟李鸿章说说，正字营干脆到淮军那里去算了。”韦俊感激康福够朋友。后来，听说康福战死在金龙殿前，他心里很伤感。裁撤湘军的命令下达后，他也不乐意裁军。他的心情与湘军其他营官的心情不同。除霆军外，湘军其他军营都由湖南人组成，回籍则回湖南。湖南是湘军的故乡，他们回籍将会受到英雄凯旋的待遇。他的原籍在广西。广西是太平军的故乡，那里的父老乡亲热爱的是太平军，对湘军有不共戴天之仇。他，一个太平军的叛徒、湘军的走狗，有何颜面回广西去？广西的城镇乡野，又哪里有他的一席安身之地？韦俊想到这里，心情很悒郁，暗中作了决定：一旦正字营解散，他就带着妻儿子女和侄儿远走他乡，从此隐姓埋名，了结一生。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韦俊带上康家祖传云子，匆匆赶到江宁城。
“韦将军，裁军一事办得如何了？”几句寒暄后，曾国藩便进入了正题。
“回禀大人，此事尚未办。”韦俊回答。
“为什么？”曾国藩的语调显得严厉起来。
韦俊已觉气氛不善，说：“弟兄们有些事想不通，都不愿意就这样离开军营回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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