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三年的夏天，我从波士顿大学毕业，在纽约一个会计师事务所找到一份工作。领到第一份薪水的同时，我信心满满地剪掉了妈妈给我的信用卡。不过，第二个月收到第一张自己的信用卡账单的时候，我发现差一百块钱没办法全额还款，这才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生活不易啊。
与此同时，我终于搬进了林晰的公寓。那一年，他开始为一本一线时尚杂志摄影，已经有机会和时薪上千美元的模特合作，身边也有了专门的灯光师和助理。不用说，收入肯定不差。不过他从来没跟我坦白过他一年究竟能赚多少钱，更不用说像传统的上海男人那样上缴收入了。他给我买几千美元的礼物，请我在昂贵的餐馆里吃饭，带我去旅行，但是从来不会帮我还信用卡的欠款，最多最多也就是给我二十块钱坐出租车。
相比他的风光无限，我的第一份工作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底层，主要就是做些复制、粘贴、整理数据和盘点库存之类的简单重复劳动。就连梅森这个二十三岁、时运不济的老模特也口口声声地问我：“你怎么这么想不通，去做这样无趣的工作？”
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个无趣的工作来得也并不那么容易。毕业前的大半年，我就跟成千上万愣头青似的毕业生一样开始疯狂地找工作了，履历表一沓一沓地印，隔三差五地就穿梭在马萨诸塞州和纽约州各处的招聘会里，写求职信，寄简历，填申请表，参加充斥着各种古怪问题的考试或者测评。如果运气足够好，就会得到一个一刻钟到三十分钟的机会，打扮得一本正经，在未来雇主面前摆出职业的表情，努力证明自己有资格成为某个大机构里随时可以被替换的零件之一。
终于，在开始做论文的同时，我在一间不大不小的银行里找到一个实习的机会。那个职位隶属于总行财务部一个管理现金流的小组，具体工作是核对几个中转账户的资金进出，把相对应的划入和转出匹配起来，然后对冲掉。听起来很白痴，实际上也是。这种工作绝对没有治愈癌症、保护热带雨林，或者拯救经济危机那么有意义。但是这样的进出账每天有成千上万笔，还会牵涉到汇率问题，做起来却需要很大的耐心和仔细。
而且，就连这样一个预计年薪不到五万美元的位子也不是拿稳了的。原本在财务部做兼职的莫林太太也想要转成全职工作，加入了竞争。刚开始我还觉得她挺可怜的，至少有三十五岁了，年轻时安心在家做了许多年的家庭主妇，后来又离了婚，前夫还总是拖着不愿意付抚养费，因为经济原因才又出来做事。她手里只有一个社区大学成人再教育的文凭，脚上穿的是超级市场里买来的几十块钱的鞋子，人不聪明，反应又慢，做起事情来瞻前顾后磨蹭得不行。但是，两个月之后，我就是输给了这样一个人。带我的师傅给我的评价是：“聪明，但不太适合这份工作。”财务部经理与我握手，祝我能在其他地方找到属于我的“职业机会”。
两年之后，我和莫林太太在机场偶遇。她已经升了两级，刚刚从伦敦培训回来，减了肥，穿着得体，戴着副时髦的黑框眼镜。不得不承认，当年的我比起她真的缺少了一些东西。生活，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慢慢体会到生活真正的滋味儿。
但在当时，我还什么都不懂，回去就气得大哭，心里恨死了这个女人，觉得她肯定是马屁功夫了得。
“我要是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我哭哭啼啼地问林晰。
“会找到的。”他不管我，只顾摆弄他的照相机。
“万一找不到怎么办？”我追问，“我觉得好累。”
一般情况下，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是：那就不要工作了，我养你。但是，他却抬起头，看着我说：“你最好问问你自己怎么办，你会想到办法的。”
雪上加霜的答案。我绝望地发现，自己的境况其实并不比莫林太太好多少。她有个拖欠抚养费的前夫，我的男人会帮我改履历，帮我写信封，帮我寄信，跟我练习握手，模拟面试的情景，但却永远不会说：“你看起来好累，停下来吧，我来养你。”
所以，我认命了，擦干眼泪，继续写我的求职信。
几天之后，我接到通知去一家化妆品公司面试一个市场部的职位。出发之前还蛮高兴的，认真准备了一番，带齐了所有东西，早早地就出门了。到了那里发现他们竟然通知了所有寄去简历的人，房间里坐得满满登登，坐不下的就站着等。当然，原本在电话里约好的时间也是不作数的了。排在我前面的还有几十个人，不知道要等到几时，又舍不得就这么走了。从下午三点一直等到六点多，终于轮到我了。走进面谈室，屁股还没坐热，人力资源部的女人看看我的履历，又瞟了一眼我随手放在脚边的黑色爱马仕吉普赛背包，说：“我们要找一个年薪四万五千元的市场部助理，你觉得你合适吗？”语气里透着些揶揄。
我很想说，适合适合，求你考虑一下我吧。但嘴里说出来的却是：“恐怕不合适，再见，女士。”然后，站起来，转身，骄傲地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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