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在与刘太太和她丈夫的交流中，我发现，限制儿子做自己喜欢的事情B以迫使他在事情A上向妈妈让步，已成了刘太太一个最常用的“教育”方法。结果可想而知，壮壮的兴趣爱好明显有日益减弱的趋势。
“那我该怎么办？”刘太太问我，“难道就听任他做了错事也不道歉？”
刘太太这样问，就好像是，她面临的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听任儿子打喷嚏不道歉，要么就是用不去游泳做威胁以迫使儿子道歉。
当然不是这样，因为除了这两个选择外，还有其他许多种选择。仅仅在如何面对儿子打喷嚏这件事上，就有许多种选择，不同的家长会有不同的智慧去面对这件事。
但无论如何，应有一个原则，就是把打喷嚏不道歉这件事当成一件独立的事来看待，而不要掺杂进其他事情，否则很容易产生“坏苹果效应”，让挫折扩大化。本来只是打喷嚏不道歉一件小事，最终却弄成了儿子险些离家出走的大事，还制造了一个副作用——小家伙对游泳的兴趣减弱了。
“民主手法”摧毁了儿子的学习兴趣
假若这个事件不是发生在妈妈和儿子之间，而是发生在两个大人之间，那么一方使用这样的手法，另一方可能立即会质问：“你想要挟我吗？”
这的确就是要挟，并不会因为是妈妈和儿子的亲密关系，这种要挟的味道就减少了。壮壮之所以那么生气，就是感觉到自己是被要挟了。
这种要挟的手法，看来在我们这个国家非常流行。某个周日，我去丽江花园参加报社举办的一个活动，随后和几个家庭聊了一会儿，结果发现，要挟的手法在这些家庭中非常常见。
梁太太有一个上初三的儿子，很乖，很听妈妈的话。他学习上很努力，也很少上网，每次想上网都会征求妈妈的意见，如果妈妈不在家，他就很自觉地不上网。梁太太描绘儿子的情况时，周围的妈妈们发出羡慕的惊叹。
不过，梁太太也有自己的苦恼：“他是很努力，但自己没什么兴趣，缺乏主动性，所以学习效果不好，成绩也不怎么样。”
梁太太的描绘让我感觉，她是一个很强势的妈妈。我指出这一点后，她赶紧辩解说，她很民主的，每次要求儿子做什么事情时，她都会和儿子商量，如果儿子不愿意，那么她不会强迫他做什么。
她举例说，儿子的数学成绩不好，她专门给儿子报了一个补习班。结果，她儿子周一到周六要上课，周日还得去上补习班，没有休息的时间，非常累。于是，他有一天和妈妈商量说，他可不可以不上数学补习班。
梁太太说，这时她表现得很民主，对儿子说：“你可以不去上数学补习班，不过，你在数学上丢的分数，是不是应该在物理和化学上补回来？”她儿子诺诺地答应了。
听完梁太太的说法，周围的妈妈们笑了起来。我也苦笑了一下，问她：“这就是你说的民主？”
梁太太点了点头。
我说：“那我可以推测，你儿子的物理和化学成绩会下滑。”
梁太太吃了一惊，她说：“的确如此，但你怎么会预料到？”她说，她和儿子商量不上数学补习班这件事是几个月前发生的，那时儿子的物理和化学成绩还不错，但现在，他的物理和化学成绩已明显出现了下滑。
我继续问这个妈妈，她使用“民主手法”的范围有没有涉及儿子的所有科目？她想了想说是。
听她这么说，我接着说：“我还可以预料，你儿子的所有科目成绩都一般。”
我解释说，假设数学成绩差是一个坏苹果，对待这个坏苹果，你可以想办法让它恢复，也可以接受它就是事实，已很难更改了。但无论如何，要把这个坏苹果看成一个独立的事情，而不要把它和其他科目搅在一起，否则其他科目也会变成坏苹果。
并且，梁太太的所谓“民主手法”明显是要挟。看起来她好像对儿子说：“没问题，我可以答应你的要求。”然而，她随即提出：“你要在其他方面满足我的条件。”这种披着民主外衣的要挟手法危害很大，因为孩子仍然会感觉到自己是被威胁的，他们势必会对父母的意志产生反感，于是潜意识上会和父母对着干。
解决之道：就事论事
刘太太和梁太太的故事表明，不要把好苹果和坏苹果掺在一起，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如果想培养孩子的高挫折商，那么还有一个重要原则：不要把小问题看成大问题。更准确的说法是，不要把现实中的小问题看成是想象中的大问题。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但和父母们聊天时，我发现太多的父母有这样一个坏习惯：一个小问题在孩子身上发生了，父母们想象到这个问题延伸下去会成为一个大问题，于是如临大敌，对孩子的小问题大动干戈。但他们的行为强度与孩子目前的小问题是严重不匹配的，实际上是他们没有看见孩子遇到的是小问题，他们看见的是自己头脑中想象出来的大问题。
这样做常有这样一个结果：孩子产生逆反心理，觉得父母凭什么因为一个小问题对自己大动干戈，于是意识上不得不听父母的，但潜意识上开始和父母对着干，最终，这个小问题果真成了一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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