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你自我实现的陷阱
即使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平常事，像在与别人的争论中，迫切地希望打败对方，以证明自己是对的，仍然是“小我”对死亡的恐惧而引起的。如果你以你的观点自居，把你的观点等同于你的“我”，当你错的时候，你这种以思维为基础的自我感就会严重受到死亡的威胁。所以你的“小我”不能承认错误，错误就等于“小我”的死亡。
——德国心理学家埃克哈特·托利
汶川地震发生后，一个朋友邀请我去他的心理咨询机构讲课，主题是灾后心理危机干预。
地震发生后，这类讲座盛行一时，绝大多数都是关于灾后幸存者的心理发展过程和如何进行心理干预的，并且还有一个比较标准化的资料和课程。我不想讲这个，我想讲讲我自己的反思。
我是2008年5月18—24日随同一个47人的心理志愿者团队去地震灾区的。回来后，我脑子里一直盘旋着一句话：地震打破了人们的幻觉，而我们再去帮助他们把幻觉建立起来。
依照那个比较标准化的材料，也依照我个人的理解，地震等重大灾难对幸存者造成的心理冲击主要有两点：
1.受伤、亲人遇难和财产损失等实际丧失带来的痛苦；
2.控制感被破坏。
关于第一点，并不适合在地震刚发生后不久进行处理，所以我们主要是针对第二点做工作。
什么是控制感呢？
这可以简单地概括成一句话：“我控制着我的人生乃至周围的世界。”有些人可能明确地有这种想法，而多数人是无意中抱有这个意识，但地震等重大灾难强有力地告诉我们，你能控制的事情很有限。
控制感被打破，会令一个人的人格暂时解体，他会从“我能掌控一切”的强大感迅速转向“我什么都做不了”的无能为力感。
但是，必须帮助幸存者恢复控制感吗？既然这本来就是幻觉，那么有没有可能，这也是一个机会，令当事人从幻觉中解脱出来呢？
睡眠浅是因为自恋
仿佛是为了考验我，在去这个机构讲课的前一天晚上，我遭受了一个小小的挫折。
当晚，我和往常一样，在晚上12点前躺在床上准备睡觉，但无法入眠，因为楼上不断传出类似用锤子砸钉子的声音，一直到凌晨1点的时候还没停。这令我很受不了，于是我打电话给小区的物业管理处，值班的保安则答应过来查看一下。
然而，等了很久，这个声音还在继续。不得已，我再次给物业打电话，质问是怎么回事。对方回答说，没有人在装修，我所住的那栋楼，以及周围的两栋楼没有一个房间是亮着灯的。
怎么会这个样子？我有点不信，便穿好衣服出去查看了一下，发现果真如物业所言，没有一个房间是亮着灯的。
这一刻，我忍不住开始怀疑，莫非我有幻觉和被迫害妄想了？这可是精神分裂症的典型症状啊。
不过还好，赶过来的几个保安说，他们也听到了这个声音，只是没有人家亮灯，声音也不大，很难确定是哪里传出来的，而且这时总不能挨家挨户去查看吧。
没办法，我只好回到自己家里，硬躺在床上试着令自己入睡。
逐渐地，我回想起1996年的一件事情。
那一年，我在读大四，决定考研究生。为了保证自己的学习时间，我和宿舍的哥们儿商定，每天中午和晚上的12:30前就要关上宿舍门，不允许别的宿舍的哥们儿进来闲聊，并且12:30后大家也不能大声说话和听音乐等。
说是商定，其实是大家为我牺牲，因为我们宿舍六个人中只有我一个人考研究生。我们宿舍的哥们儿都是性情温和的好人，总会彼此体谅。他们知道我这个人睡眠很浅，很容易被吵醒，所以愿意为我做这个牺牲。而接下来的长达四个多月里，他们也一直在贯彻这个“商定”，甚至还为此和别的宿舍的哥们儿发生过几次小小的冲突。
研究生考试结束的那一天，为了消除内疚，也为了表达我的感谢，我拿当时剩下的几百元积蓄请他们哥儿五个好好撮了一顿。回来后，我说：“我再也不限制大家了，大家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他们则说：“你小子要是还限制我们，小心我们一起来揍你。”
结果，当天晚上，他们有人唱摇滚，有人很大声地打电子游戏，而我却可以酣然入睡。第二天早上，我感到非常惊讶，原来我是可以在很喧嚣的环境下入睡的，我并不是一定会那么神经过敏。
一旦明白“原来我是可以在很喧嚣的环境下入睡的”，我就很少再那样敏感了，几乎可以在任何条件下想睡就能睡着。
那么，为什么这个晚上，我再一次变得挑剔？这个晚上，和1996年的那个晚上又有什么相同的道理？这样一联想，我立即明白，我是在玩自恋的游戏。
我们都妄想控制世界
一说到自恋，我们会很自然地想到，一个人很容易以自己的某些条件自傲，譬如相貌、智商、家庭背景和学历等。然而，最核心的自恋不是这些。
最核心的自恋是控制感，即我前面提到的，几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认为“我能控制我的人生，我能左右世界”。围绕着这种感觉的，是自己很少能察觉的一些预言，如“我早就知道事情会这样运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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