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逻辑具体到生活中，就成了这样的人生观：我要为别人活着。
但问题出来了。我为你活着，你配得上吗？于是，我会紧紧地盯着你，看看你是否值得我付出。因此，我势必会变得很挑剔。而且我们会轻易地看到，我把一切都给你了，但看看你，你的缺点到处都是啊！那么，反过来，你既然也是为我活着，你一样也会挑剔我。
结果，我们这个社会，大家都非常挑剔，很容易盯着其他人的道德缺陷说三道四，而我们也特别爱凑到一起讲其他人的流言。
这种逻辑进入家庭，就发展出了我们最常说的一句话：一切都为了孩子。
但这陷入了“繁华成落叶”所说的荒诞中：一代为了下一代而活，下一代又为了下下一代而活。结果，每一代人都没有为自己而活，都没有很好地去创造独特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很少活出自己的精彩来。于是，“一环扣一环，生命的价值在一堆看似高尚的选择中指向终极的虚空”。
这的确很像传销，因为传销的宗旨就是，利用“我一切都是为了你考虑”的逻辑，将本来价值很低的东西卖个高价，但谁都没好好地去创造价值。
并且，当父母喊出“一切都为了孩子”时，很容易导致一个恶果：大人们把自己的生命价值捆绑在孩子的身上，令孩子感到更焦虑。
那么，应该怎么办？答案是，无论什么时候，父母都有自己的事情，都致力于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那么，孩子就只需承担他一个人的生命重量，而不必承担父母乃至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生命重量，也就没那么累。
王小波在他的一篇杂文中写道，美国一个60来岁的老太太，经营着一个大农场，农场里有很多特产，还有成千上万只羊。令王小波惊奇的是，老太太还有情人，还有性爱。她的世界是如此丰富多彩，就没必要老是盯着儿女或儿女的儿女了。
但我们周围的60多岁的老人呢？只怕每天主要关心的就一件事：儿女或（外）孙儿女在干什么。
在小家中，我们讲为亲人活着，而最终则将导致“终极的虚空”。在社会这个大家中，我们就讲集体主义，讲“为了集体而无私奉献”。
但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我们或许误解了个人主义，也夸大了集体主义的善。
在我看来，如果集体主义仅仅是，我自愿为集体奉献，但集体不能强求我奉献，那就很好。然而，一旦我们将集体主义视为“必须”，就会导致一个错误的伦理结论：可以借集体的名义去侵占某个不情愿的个人的利益。
“文革”期间，这种逻辑发展到顶峰，就出现了这样荒诞的事：洪水来了，一个青年去救一根集体的电线杆，最后牺牲，然后出现大辩论，而最终形成的主流结论是，别说是根电线杆，就是集体的一根稻草，都应毫不犹豫地去抢救，不同意这个结论的，则受到了无情的批判。
这是王小波在他的杂文中屡屡讲到的一个例子。其实，这种逻辑直到现在还常被借用。譬如，我们常听到这样的故事：某房地产商征地，某小家不同意，于是这家就成了“钉子户”，而房地产商或某某部门出来说话时，常指责这个“钉子户”破坏了团体的利益。
现在，我们正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物权法就是一个里程碑。其实，物权法的核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就是源自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并非只是欧美国家的主流意识。我所知道的论述中，关于个人主义的最佳表达来自于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被奉为“俄罗斯第一”的小说家在他的名著《卡拉玛佐夫兄弟》中有如下一段对话：
哥哥问弟弟：杀死一个小女孩，可令整个世界得救，那么，这可以做吗？
弟弟犹豫了一会儿，小声但坚定地回答说：不可以！
这才是个人主义的真正精髓——不得以任何集体的任何名义侵占个人的利益。假若俄罗斯民族将此奉为至高无上的价值，那么，苏联农庄就不会出现，斯大林的大肃反也就无法进行，而波尔布特也就失去了在柬埔寨进行大屠杀的借口。
我那个一点都不焦虑的考试梦，就反映了我这个反思过程。虽然，长期以来我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的结论——我们误解了个人主义，也误解了奉献等。但是，我一直没有敢明确地形成这样一个结论，我还是处在探索之中。
然而，“繁华成落叶”精彩的文字，就像催化剂一样，一下子激活了我许许多多的思考。接着，它们发生化学反应，不断融合，而最终形成了一个结论性的东西。
这个结论性的东西，就是我断定，我们许多传统的价值观是不成立的。这就是我为什么在梦中大喊：“这张试卷根本就没正确答案。”
梦中考试科目的选择也非常精妙。地理，可理解为“大地之理”，象征着社会最基本的道理。并且，中学时，尽管除了英语其他科目我都考过班级第一，但我最喜欢、最有把握的就是地理。如果换成其他科目，我都没有那么强的底气，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张试卷根本就没正确答案！
至于最后那句话——“我拒绝这种考试”，也反映了我那天晚上的一个感觉，我觉得自己的确可以跳出很多传统价值观所编织的网，能用一个自己更信服的价值观体系来看待人性和我们这个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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